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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历史:琉球朝贡贸易与多重认同观的形成1

时间:2016-04-18 00:14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尤淑君 点击: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出于中国与周边诸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在明朝国力衰落的情况下,琉球利用其在朝贡贸易中的中介地位,避免其被萨摩藩吞并。

 

  内容提要: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出于中国与周边诸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在明朝国力衰落的情况下,琉球利用其在朝贡贸易中的中介地位,避免其被萨摩藩吞并。明清易代之际,为维护国家利益,琉球以延续中国和琉球的宗藩关系为国策,放弃南明,改投清朝,使其能继续进行朝贡贸易,并依靠清朝的保护,维持某种程度的自主地位。由此,琉球形成了其民族意识与多重认同观。要认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因素,需从中国周边诸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跳出朝贡体制的框架局限,才能看清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实质。

  关键词: 琉球 朝贡贸易 宗藩关系 萨摩藩 认同观

  

琉球历史:琉球朝贡贸易与多重认同观的形成

现在的琉球
 

  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中山王遣使奉表入贡,与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并趁使团入贡的机会,将其从海外贸易得来的多种商品输入中国,再将中国商品输入日本与东南亚诸国,获利甚多。明朝令日本不得入贡后,萨摩藩觊觎琉球与中国通商获利,竟举兵攻入琉球,俘虏国王尚宁等人。尚宁被迫与萨摩藩签订《掟十五条》,使琉球成为中日两属之地。明朝灭亡后,琉球王国考虑现实利益,仍与清朝保持着宗藩关系,同时也向日本萨摩藩遣使进贡。对于这种现象,张启雄指出,明清两代的中、日、琉三国关系存在一种暧昧的灰色地带,不能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予以解释,必须借助传统“天下秩序”观,才能理解中、日、琉三国既依存又竞争的特殊情况。对传统东亚世界秩序的国与国关系,费正清等人提出“朝贡体系”,影响较大,但也因过度简化成“冲击—反应”或侧重朝贡制度而屡受批评。因此,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东亚诸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并提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天朝礼治体系”、“华夏中心论”等理论,用以说明近代以前的东亚国际关系是多方互动关系。在这些理论建构之中,“华夷秩序”作为朝贡体制的主要概念之一,使中国及周边诸国发展出“以己为华、以他者为夷”的对外关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也传播了“华夷思想”与“天下秩序”的概念。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中国周边诸国进行了“华”、“夷”的身份转换,发展出“小中华”意识,促使了其自我认同与民族主义的萌芽。关于“天下秩序”转变的问题,学者们不再限于中琉宗藩关系与朝贡贸易,转而重视琉球与东亚诸国之间的政治交涉、经济依存、文化交流等问题。

  1372年至1609年,受惠于朝贡贸易的优惠条件,琉球将民间贸易转为官方的贡舶贸易,使之成为连结东亚和东南亚贸易圈的中介而获利甚多,奠定琉球王国的立国基础。对于当时琉球活跃的海外贸易,学界常称之以琉球的“大航海时代”或“大交易时代”,并指出中琉两国的朝贡贸易对琉球国家形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滨下武志提出“朝贡经济圈”的概念,并以明清时期的琉球活跃于东亚海域为例,考察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朝贡贸易圈,岩井茂树提出“互市体制”的理论,质疑朝贡贸易圈的影响范围,认为中国海商受限于海禁或锁国令只能走私,损害朝贡贸易圈的正常发展。

  日本学界偏重日琉关系的连续性,强调琉球与萨摩藩的政治附属与经济合作。中国学界偏重中琉关系的断裂,并强调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与文化交流。美国学界则跳脱出中日琉三方的纷争,着眼琉球在东亚海域的经济枢纽与军事地位。由此可见,琉球归属的论争连带影响琉球历史的书写,也影响了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视角,有必要重新讨论。中琉、日琉关系的成果最多,但因其视角各有不同,讨论的层面也有差异:大陆学界注重明清时期中琉或日琉关系的政治交涉与贸易往来,台湾学界注重明琉关系的建立与晚清中琉宗藩关系的断裂,日本学界则注重东亚海域的中琉关系与海洋贸易。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琉球的历史书写往往被放在中国和琉球的关系或日本和琉球的关系的框架下,琉球较少被当作讨论的主体,琉球本身的历史脉络与发展特色易被忽略。琉球如何利用东亚海域的地理优势,发展琉球航海贸易,如何在中日两大强邻间维持自主地位,如何吸收中日文化,发展出琉球多元文化等问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必要再深入讨论。因此,本文以琉球历史发展为主要脉络,探讨琉球入贡中国的动机、发展及其转折,并以萨摩入侵与明清易代为例,讨论琉球应对中日两国的态度与方式,分析琉球隐蔽萨琉关系、维系中琉宗藩关系的现实依据,进而总结琉球多重认同观的形成原因。
 

  一、明代琉球入贡与海上贸易圈的形成
 

  洪武皇帝朱元璋驱逐蒙元,开国立朝,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重新确立名分礼秩,并招谕海外诸国,欲以中国为核心,将周边诸国同样置于国内统治的延长线上,建立“华夷一家”的天下秩序。不过,洪武皇帝见元朝征伐多年、耗尽民力之弊,使其海外政策趋向保守,并强调“内夏外夷,华夷有别”的对外政策,所以不同于宋元两代开放海上贸易,洪武皇帝禁止沿海居民进行海外贸易,以维持沿海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为了怀柔四夷、招抚周边诸国,洪武皇帝将朝贡与海外贸易绑定,海外贸易被限制在朝贡体制之中,海外诸国若想与明朝进行贸易,就必须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建立君臣关系与宗藩关系,否则就无法循官方管道进行贸易,使朝贡贸易成为海外诸国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明朝对海外诸国携带的表文、方物、人数及其贡期﹑贡道﹑船舶数都有具体规定,并由礼部制定勘合制度,要求贡舶到达指定港口后,向市舶司出示勘合,予以检验,符合者方许入京。

  明朝全面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将海外贸易限定在中国与属藩之间的朝贡贸易,让明朝的经济利益大受损害,但对明朝来说,控制海上贸易,稳定沿海地区的秩序,并与周边国家建立朝贡关系,建立起以“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实现华夷一家的太平盛世,才是明朝坚持封贡制度、朝贡贸易、海禁三位一体的朝贡体制之根本原因。由此可知,朝贡贸易的本质是政治为主、贸易为辅的不等价交换行为,而“属藩朝贡”与“天子回赐”的礼尚往来,应视为政治性的市恩姿态,不能当作是商业性的贸易行为。属藩国愿意向明朝臣服朝贡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明朝皇帝恩赐的礼物,而是贡使团赴华朝觐入贡时,可以在进呈皇帝的贡品之外,携带大量的“附载方物”,而这些“附载方物”常特予免税,或由礼部将贡使团所得赐物,题照原价折给,再由明朝出钱购回,使贡使团与随团商人不用负担这些“附载方物”滞销的风险。除了享受免税贸易之外,贡使团滞华期间的住宿、膳食、车费等支出,均由使团所经之处的地方政府承担,而贡使团在京的宴会、赏赐、游历等支出,亦由明朝支出。可以说,朝贡体制就是明朝以经济利益换取周边诸国政治忠诚的对外政策。

  人少地瘠的琉球王国只能依靠海外贸易谋生,故一接到洪武皇帝的招谕后,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先后遣使,捧表笺、贡方物,向洪武皇帝请求册封洪武皇帝“改瑠求字,曰琉球”,并对琉球三王分别诏赐大统历与驼钮镀金银印,表示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由于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琉球三王逐渐接受明朝赐予的“王”之称号,不再使用过去惯用的“世主”(世界之主)或“按司添”(按司盟主)之称号,真正被纳入到“天下秩序”体系的名分位阶之中,并愿意自降身分,尽可能遵守明朝的封贡体制与朝贡规定,积极派遣贡使团,牟取转口贸易的庞大利润。当时的琉球是中山国、山南国、山北国三雄鼎立,中山国因拥有天然港口、位置居琉球中部,与东南亚各国有贸易上的往来,最占优势。而中山王察度欣然接受招抚的原因,也有想藉助与明朝建立的政治关系,“实欲依中华眷顾之恩,以杜他国窥伺之患”,使中山国能进一步扩大海外贸易的范围与规模,财源更为充裕,奠定统一琉球全岛的基础。

  得利于转口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中山王尚巴志先后消灭山北国、山南国,并在1429年(宣德四年)完成统一琉球全岛的大业,建立琉球王国。但是,为了避免明朝质问,琉球王国呈递给明朝的文书仍延续旧例,仍旧使用“中山王印”。尚巴志去世后,琉球贵族互争王位,琉球陷入内乱,人心惶惶,甚至连第七代琉球国王尚德也遭杀害。此时,御锁侧官金丸被推举为国王,改名尚圆,并以王世子的身份向明朝请求册封,象征第一尚氏王朝灭亡,第二尚氏王朝建立。为了赚取更多利益,琉球频繁入贡,经常“一岁再贡、三贡”,让明朝“厌其繁,不能却也”。对琉球频繁入贡的情况,明朝负担颇重,不得不思考节流之道,再加上琉球通事蔡璋杀死怀安县民陈二观的大案,使明朝决定整顿琉球入贡问题,并打破《皇明祖训》的规定,限制琉球“二年一贡”,每船只许100人,最多不得超过150人,规定“除国王正贡外,不得私附货物,并途次骚扰,有累国王忠顺之意”。作为贡物大宗的琉球马,也因明朝与蒙古通商而失去市场,而明朝也要求琉球使团减少象牙、檀香、束香、苏木、胡椒、锡、丁香、乳香等奢侈品,使琉球只好用本国生产的土夏布、芭蕉布、红花和螺壳工艺品来替代这些由东南亚购得的奢侈品。

  成化年间发生的贡使杀人事件,性质恶劣,明朝皇帝训戒琉球国王,并借贡期与朝贡贸易的限制,整治琉球贡使与福建官员私通贿赂之风气。但琉球国王仍多次遣使赴华,请求遵循祖制,恢复一年一贡的贡期。礼部坚拒其请,指出琉球“辄引先朝之事,妄以控制。诸夷为言,原其实情不过欲图市易而已。况近年都御史奏其使臣,多系福建逋逃之徒,狡诈百端,杀人放火,亦欲贸中国之货,以专外夷之利,难从其请命,止依前勑二年一贡”。明朝改变琉球贡期、贡物及使团人数后,琉球朝贡贸易的规模及其收入大幅缩减,琉球地方贵族获利减少,势力减弱,使第二尚氏王朝第三代国王尚真能推行中央集权,将琉球贵族、外岛按司与祝女组织收归政府管理,提高祝女地位,减轻人民的租税负担,积极引入中国文教与礼仪制度,仿行明朝的“大朝礼”,定百官分职,“而以其紫、黄、红、绿、青定贵贱、分上下”,无形中强化了琉球国王的权威,也确立了琉球的政治制度、赋税制度及礼仪典章。

  虽然明朝限制了琉球的贡期、贡物及使团人数,但比起其他国家,明朝对琉球还是相当优待。明朝不惜成本、推行朝贡贸易的动机,在于“用夏变夷”的王化思想。为了让中国周边诸国愿意学习中国儒家文化,就必须让属藩有慕华思想,仰慕中国政教与经济的发展,于是明朝鼓励属藩派遣学生,并提供留学生优厚的生活条件与学习资源,尽可能地培养这些留学生成为属藩的国之栋梁。对琉球而言,朝贡贸易不只是获利,还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机会。当时琉球非常仰慕中国礼义文教,欲学习中华文化来改变本国政教国俗,于是向明朝求赐衣冠、朝服,并派遣国人到国子监留学,学习儒家文化与专业技术,回国教授国人、或留在中国应试科举。琉球国王选用中国官服,琉球官员也希望比照明代王府官制授封,彰显王权的正当性,加强王权的政治作用。经过中琉两国二百多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国的政教制度、语言文字、礼仪习俗及专业技术传入琉球,琉球也被纳入了传统“天下秩序”体系的政治格局与文化传播圈,达到“用夏变夷”的效果。

  琉球在东亚海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称为“万国津梁”。正如第六代琉球国王尚泰久所说:“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琉球的船只往来首里城与福州之间,向明朝进贡琉球出产的硫磺与马,再购买中国出产的丝绸、药材、陶瓷等物,转售到日本、朝鲜、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以及吕宋岛、佛大泥(今属文莱)、爪哇岛、三佛齐(今印尼的巨港)、亚齐(今属印尼)、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等地。再将其这些利润,购买日本的白银、刀剑、漆器、扇子等工艺品,或东南亚国家生产的苏木、胡椒、锡、糖、象牙、乳香、龙涎香等奢侈品,随后再将这些工艺品与奢侈品,作为贡使团的“附载方物”,运入中国贩售,赚取巨额利润。由此可见,琉球的地理位置,具备航运之利,使琉球成为明朝与周边诸国海外贸易的代理商,形成一个以琉球为中心的东亚海域贸易圈。附带一提的是,借助于贡使团入京朝觐皇帝的机会,琉球得以利用明朝宗藩体制,作为与其他属藩国往来的平台,并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遵守共同安全协防、漂流船送返、遣使互问友好等的不成文规定。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当朝鲜渔民遇到海难、漂流到萨摩藩时,萨摩藩将其贩卖为奴。琉球主动从萨摩藩赎买这些朝鲜渔民,并利用日本商船来琉球贸易的机会,请日本商船回航时带上这些朝鲜渔民,更慷慨赠送钱粮,将其送回朝鲜。由朝鲜与琉球互遣使者,可知明朝宗藩体制是中国周边诸国互相往来的基础。而琉球与朝鲜皆有巡海船巡逻海面,保护双方渔民不被日本抓获、贩卖为奴,则显示朝鲜与琉球有共同协防日本的默契。
 

  二、萨摩藩入侵琉球与《掟十五条》的影响
 

  明中叶以降,由于日本争贡、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以及日本觊觎朝鲜,日本和明朝的关系恶化。琉球与明朝共同对抗倭寇,尽力营救被倭寇攻击、漂流海上的中国渔民,予以送还,并为明朝提供情报,尽量保持中国和琉球间海上交通的顺畅。明朝视日本为仇敌,不准其通商贸易,导致日本无法再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只好通过萨摩藩与琉球进行贸易,再从琉球处购买中国商品。《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日贸易断绝后,萨摩藩与琉球也不再和睦相处,萨摩藩常常劫掠琉球商船,还阻碍外国商船前往琉球贸易,甚至也抢掠朝鲜商船与外国商船。日本失去了勘合贸易的渠道后,无法再获取明朝的资源与商品,遂用暴力手段,劫掠过往船只,以获取物资。

  随著日本国内群雄并起,诸侯大名互相攻伐,萨摩藩也试图对外扩张,遂觊觎琉球的航运地位及其与中国通贡获得的大量财富。16世纪,萨摩藩与浪人武士频频骚扰琉球船只,琉球蒙受巨大损失,逐渐丧失其转口贸易的优势。琉球与萨摩的关系日益恶化,但萨摩藩尚无独占琉球海外贸易的野心,反而致书琉球国王,强调萨摩藩欲与琉球交邻修好的心愿,并承诺琉球国王,以后若遇到未带萨摩藩藩主岛津氏的许可文书,或无相关旁证,证明为萨摩藩特许的船只,琉球可自行没收这些船只,充作公用。由下述引文可见,这时的萨摩藩与琉球的贸易关系仍处于平等互惠的状态,不愿轻易与琉球决裂,遂致书琉球国王强调修好,表示善意。

  抑我国以贵国为善邻焉,实非他国之可比量者。时义近出于不意,而互绝音问者六年于兹,然使僧而年远衔国命逾海来说以和好事……专愿自今以后,不帯我印判往来商人等,一一令点检之,无其支证辈者,船财等悉可为贵国公用,伏希此一件无相违,永永修邻好,而自他全国家者也。

  萨摩藩之所以致书修好,乃因琉球在明朝的支持下,仍能勉强击退这些入侵的“倭寇”,并随时向明朝提供有关倭寇出没的情报,使明朝军队能事先防备,倭寇之患亦不如嘉靖朝那样猖獗。1588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遣使琉球,要求其称臣纳贡,使琉球国王尚永惊惧而死。新国王尚宁不想得罪强邻,遣使萨摩,送致方物,勉强修好。1591年,萨摩藩致书琉球,要求琉球送交金银米谷,支持丰臣秀吉攻打朝鲜的计划。当时,主管中琉交往事务的琉球法司官郑迵怒斥萨摩使者,坚决维护中琉宗藩关系,并将日本可能借道朝鲜、入侵中国的情报通报明朝,为日人所痛恨。郑迵有中国血统,曾作为琉球官学生来华留学,相当仰慕中国文教。他认为琉球必须效忠明朝,与明朝、朝鲜组成一共同安全保障的三角联盟,如此琉球才能借力使力,遏止日本对外扩张、觊觎琉球的野心。

  郑迵拒绝协助日本远征军让丰臣秀吉十分恼火,威胁明年春天将血洗琉球,使琉球君臣惶惶不安。琉球被迫于1593年将部分粮草送至萨摩,其他不足的粮草由萨摩藩“代为垫付”,使萨摩藩以此事为借口对琉球寻衅生事。1598年,琉球赴明朝的进贡船因遇台风漂至日本境内,德川家康指示将琉球进贡船送还琉球,并要求尚宁派遣谢恩使前来致谢。对于琉球是否遣使日本之事,琉球官员议论纷纷,国王尚宁接受郑迵的建议,拒绝了德川家康的要求。此时,萨摩藩藩主岛津忠恒(避德川秀忠讳,后改名为岛津家久)看准时机,借口琉球法司官郑迵对萨摩藩无礼,琉球拒绝向德川家康遣使谢恩,琉球攻击中国商人赴日贸易的船只,琉球不愿偿还萨摩藩“代为垫付”的欠款等理由,并强调琉球久为萨摩附庸、年年进贡萨摩,竟不遵萨摩藩主命令,遂上书请求德川家康允许萨摩出兵,教训琉球君臣。

  萨摩藩的来聘、欠款等借口,只是为了证明自身攻打琉球的正当性。事实上,萨摩藩攻打琉球的真正原因是萨摩藩财政困难,再加上萨摩藩兵力过剩、内部不稳等因素,使萨摩藩欲借着征服琉球王国,转移内部压力,重振萨摩藩经济,而德川家康则希望能控制琉球王国,解决中日两国贸易中断的问题。于是,德川家康允许萨摩藩攻打琉球。1609年,岛津忠恒派遣桦山久高为征琉大将,率兵三千人、船一百余只、铁炮六百挺,进攻琉球。琉球力不能支,不幸战败,琉球国王尚宁被迫投降,王世子、王室贵族、官员等一百余人被萨摩军押解到鹿儿岛。1609年7月7日,江户幕府授予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统治权,但指示岛津忠恒不可将尚宁当作俘虏,应按照外国使节的规格接待尚宁等人。琉球国王尚宁一行人先后被送到骏府、江户,面见德川家康、德川秀忠。为了彰显江户幕府的“善邻外交”,也为了重修与明朝贸易的桥梁,德川秀忠设宴款待尚宁,温言慰问:“尚氏世代为琉球国王,现在你们应速速回国,祀奉祖先,仰本朝之威德,将其国永传子孙”,承认琉球国王统治的正当性,间接否定了岛津忠恒吞并琉球的可能性,避免萨摩藩力量过大。然而,萨摩藩仍将琉球君臣软禁在鹿儿岛城,并派遣萨摩奉行14人与随从168人进驻琉球,丈量土地,评定肥瘠,制定赋税,掌握琉球的财政状况,并将琉球领地限制为89,086石(包含琉球国王领地的5万石),又将奄美群岛(奄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与论岛)划归萨摩藩直辖,使其无力整修武备,奠下萨摩藩控制琉球的基础。

  1611年,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萨摩藩决定释放琉球君臣,但迫使国王尚宁与其签订《掟十五条》,以确认萨摩藩控制琉球、介入中琉朝贡贸易的特殊权力。在海外贸易方面,《掟十五条》规定琉球必须先得到萨摩藩的许可,才可以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变相剥夺了琉球的贸易权,而由萨摩奉行限定贡品种类与数量的规定,不但让萨摩商人享有专买专卖权,也让琉球使节团只能卖萨摩藩允许的商品,商品趋向单一化,使琉球财政陷入困窘。萨摩藩禁止琉球向日本其他藩派遣贸易船,亦不得与日本他藩商人贸易,使萨摩藩得以独占琉球朝贡贸易的利益。为了防止琉球暗中走私,隐蔽收入,萨摩藩还在姑米岛、马齿岛派遣武士,监视贡船的人员、商品及其数量,加强控制琉球的朝贡贸易。在政治权力方面,《掟十五条》规定三司官只能由亲萨摩派人士出任,降低祝女的女官地位,以控制琉球政治与宗教,并压制琉球地方上没有官职却有影响力者,削弱其力量。而萨摩藩派到琉球的武士也担任琉球的重要官员,负责监视琉球君臣,避免中国得知萨摩藩控制琉球的实情。在税制方面,《掟十五条》规定琉球必须使用日本的度量衡,并透过日本与琉球度量衡的统一,使萨摩商人更容易进入琉球市场,支配琉球商品生产与买卖。萨摩藩也开始向琉球百姓征税,剥夺琉球政府管理内政的权力。在社会秩序方面,萨摩藩极力维护琉球的社会秩序,无形中将“被殖民意识”植入琉球百姓,使其认为萨摩藩及其官员才是琉球的主人。尤其是,萨摩藩常常刻意向琉球百姓彰显其军事力量,无形中降低琉球国王的权威,亦让琉球政府容易被忽视和边缘化。

  虽然萨摩藩提出的《掟十五条》很严苛,但琉球国王尚宁为了得到人身自由,只好接受《掟十五条》,承认琉球受萨摩藩控制,放弃琉球自主的部分权力,还写下祈请文,发誓琉球君臣将永远效忠岛津氏,同意割让琉球北方五岛等条件。亲明派代表的法司官郑迵遭日人斩首时(另一说为烹死),琉球君臣瑟缩发抖、不敢言救。碍于江户幕府的“隐蔽政策”,萨摩藩虽无法吞并琉球王国,但通过《掟十五条》的禁令,不但限制了琉球的海外贸易、政治权力、税制及其社会发展,还让萨摩藩的势力得以深入琉球内部,间接控制了琉球王国的内政外交,使当时的中琉宗藩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成为琉球归属问题的不利因素,为后来日本明治政府并吞琉球奠定了基础。此后,琉球“同时臣服于中日两国,并向两国遣使朝贡。向日本朝贡时,琉球使用日本年号,向中国朝贡时则使用中国年号,可见其国力之不足。然而,向中国朝贡的话,不必向日本守密,但向日本朝贡的话,琉球却要对中国守密,可见中国的威权比日本来得更高吧”。

        未完 请继续 琉球历史:琉球朝贡贸易与多重认同观的形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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