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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历史:琉球朝贡贸易与多重认同观的形成2

时间:2016-04-18 00:08来源:世界历史 作者:尤淑君 点击: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出于中国与周边诸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在明朝国力衰落的情况下,琉球利用其在朝贡贸易中的中介地位,避免其被萨摩藩吞并。

  


 

现在的琉球

  三、明朝对琉球遭掠的反应
 

  萨摩藩入侵琉球、押走琉球君臣的同时,琉球官员郑俊正巧出使明朝,他立刻向明朝报告萨摩藩入侵琉球及尚宁王和官员被囚于鹿儿岛的“倭乱”情况,并奏报了萨摩藩计划出兵鸡笼(今台湾基隆附近)的阴谋,提醒明朝应注意倭寇复起的可能性。1610年,岛津忠恒命令琉球官员毛凤仪、金应魁向明朝进贡,欲重开朝贡贸易,但毛凤仪偷偷将尚宁写的求救信呈交福建巡抚陈子贞,使万历皇帝下旨召毛凤仪等人进京面告,报告琉球遭萨摩入侵,国王被掳,琉球被迫答应萨摩藩的条件等经过。万历皇帝得知此事后,相当震惊,令毛凤仪向国王转告明朝慰问之意,并同意琉球可延迟朝贡,赏物减半,仍赐毛凤仪等金织彩叚,还要求福建官员立刻调查“倭乱”情况,回报朝廷。明朝官员们很快打探到消息,发现琉球国王已被释回,琉球王国也尚未灭亡,但琉球上报的咨文内容却与过去完全不同,反而说“天威远播,夷酋咸惶丧胆,帝敕颁,倭君亦悉倾心归国”,明显有不合理之处。因此,明朝官员怀疑琉球国王可能接受了萨摩藩提出的某种条件,而琉球为了维持中琉宗藩关系,恢复朝贡贸易,极力掩盖萨琉关系的实情。

  明朝政府怀疑其中有诈,却无力阻止萨摩藩入侵琉球,也不愿意被萨摩藩欺骗,于是明朝政府对琉球贡使团不再像过去那般礼遇,并担心日人混入琉球贡使团,伺机潜入中国内地,重演嘉靖朝倭寇之患。当1612年琉球再度遣使来朝之时,福建巡抚丁继嗣上奏明廷,举出琉球贡使团的许多疑点如下:

  臣等窃见琉球列在藩属,固已有年,但迩来奄奄不振,被系日本,即令纵归,其不足为国,明矣!况在人股掌之上,宁保无阴阳其间?且今来船只方抵海坛,突然登陆。又闻已入泉境,忽尔扬帆出海,去来倏忽,迹大可疑……何以不服盘验?不先报知而突入会城?贡之尚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等物于硫磺、马、布之外?贡之赍进有常额,何以人伴多至百有余名?此其情态,已非平日恭顺之意,况又有倭夷为之驱哉!但彼所执有词,不应骤阻,以启疑贰之心,宜除留正使及夷伴数名,候题请处分,余众量给廪饩,遣还本国,非常贡物一并给付带回,始足以壮天朝之体。

  如同引文所述,丁继嗣指出琉球贡使栢寿、陈华等虽声称日本已释回琉球国王,特遣修贡,但贡使团的形迹可疑,不先通报就擅自入城,随从增多为一百多人,不服明朝官员的盘验,带来的贡物之中还莫名出现许多日本商品。因此,丁继嗣怀疑日人假冒琉球贡使团,或日人混入其间、逼迫琉球官员来贡,琉球可能已沦为日本傀儡,但丁继嗣考虑到琉球久为藩封,若贸然拒绝琉球入贡,可能会给方寻衅的借口,遂建议明朝政府不应拒贡,可留下正使、少数随员及常贡方物,其余随从人员酌量给予膳食津贴,遣还本国,退回不是常贡名单的物品。丁继嗣的建议得到礼部与内阁首辅叶向高的肯定,而兵部也针对此事展开调查,认定琉球贡使团内藏倭寇,欲探查中国虚实。兵部的理由如下:

  数十年来,倭所垂涎者,贡耳!故既收琉球,复纵中山王归国,以为通贡之路,彼意我必不入倭之贡,而必不逆琉球之贡,或仍如三十八年约毛凤仪、蔡坚之事……闽中贡夷必有倭之枭雄渠魁潜匿其间者,因形知情,因情知事,不测之缄,固已在此,勿问异日矣。福建军门应遣熟知夷情者,入海诇探中山王归国否?如中山王仍有其国,则二百年之封贡犹知戴我。如制其国中者倭也,则闽乃与浙东宁区、定海、舟山、昌国等耳。我之备倭,当又有处矣。

  兵部指出,萨摩藩入侵琉球,又放琉球国王归国,就是为了与明朝通贡。如今琉球入贡,可能有日本间谍混入其中,探查中国内情,遂建议明朝应命令福建官员派遣间谍,渡海潜入琉球、日本,打探琉球国王是否归返本国,是否能重掌政权,日本是否控制琉球实权等问题。若琉球已名存实亡,明朝必须加强福建、浙江的兵备,并断绝与琉球通贡之路。这样,萨摩藩就会放弃琉球,日本也无法窥伺中国内地、骚扰沿海地区。

  兵科给事中丘懋炜同样赞成防范日本、整饬武备的措施,但反对断绝通贡之论,并指出一旦断绝中琉关系,等于把琉球推向日本,明朝将会失去琉球这一海外情报的重要来源,遂建议“宜厚给来使,仍好为谕遣,示以海外仓卒不及救援之故”,以示天朝之体统。于是,1613年6月,明朝颁发诏谕,以体恤琉球财匮人乏为理由,延长琉球朝贡的间隔,将琉球贡期由“二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使琉球大感恐慌。琉球的贡期变为十年一贡,意味着海外贸易的减少,对琉球经济是致命的打击。因此,琉球国王尚宁在1614年9月先派遣吴鹤麟、蔡坚,又在1617年6月派遣毛继祖、蔡坚赴华,请求恢复贡期。但明朝怀疑琉球受日本唆使,包藏祸心,不但拒其所请,还勒令琉球贡使立即归国,吴鹤麟、蔡坚等一行人怏怏而去。琉球贡期变为“十年一贡”,让急于恢复经济的琉球大受打击,同样也影响了福州的商业活动及福建的税收,于是刑科给事中姜性建议在小埕开市:“琉球归命中国,无岁不来,兹钦限十年一贡,贡以十年,则衣物无所资,是驱之倭也。说者谓十年一贡以守明旨,其他岁宜令市易海上,以示羁縻”。

  为了取得明朝的信任,琉球国王派遣通事蔡廛,向明朝透露日本各岛造五百余只战船,欲侵犯鸡笼山的情报,希望能借此证明琉球的忠诚,让明朝重新将贡期恢复为“二年一贡”。但明朝官员却认为琉球的警告只是借日本恐吓朝廷,或认为琉球只为了重提恢复贡期之议,或认为琉球是日本的傀儡,故意放假消息,以探中国武备之虚实。由此可见,明朝怀疑琉球被日本控制,仍警惕琉球,担心其为虎作伥。为了让明朝解除戒心,恢复与琉球的朝贡贸易,萨摩藩命令琉球实行“隐蔽政策”,先禁止琉球人民梳日式发型、穿日式和服,又禁止琉球人使用日本名,不准用日本装扮,并要求琉球向奄美诸岛派遣官员,让奄美诸岛在形式上仍被琉球统治,避免曝光萨琉双方的从属关系,也极力隐瞒萨摩藩出资进贡船,介入朝贡贸易、获取暴利的实情。1623年,琉球王世子尚丰遣使者蔡坚赴华,请求册封,并重提恢复“二年一贡”贡期之事。明朝认为琉球休养未久,不宜恢复“二年一贡”,并主张改为“五年一贡”,等朝廷派出册封使赴琉球册封国王后,再行商议。此时,明朝官员却畏惧渡海之难,没人愿意担任册封使,使明朝迟迟未能遣使册封尚丰,直到崇祯六年始派杜三策赴琉册封。而琉球也未遵守“五年一贡”的规定,并以请封为由,迳自在天启五年、天启六年、崇祯二年、崇祯四年皆遣使入贡。

  琉球不按贡期的“乱贡”之举,无法让萨摩藩满意,故其仍希望改变“五年一贡”的规定。因此,1634年11月24日,琉球国王尚丰又遣使来贡,并上奏请求将贡期由“五年一贡”改为“三年两贡”。福建布政使司认为“贡期原有定限,该国三年两次朝贡,载在会典甚明”,遂上奏建议改其贡期为“三年一贡”之制。崇祯皇帝相当慷慨,竟同意琉球“三年两次朝贡,其加进方物量增一船,水手数不盈百”。1636年5月,福建布政使司奏报琉球借口谢恩、擅自入贡,应禁止琉球乱贡的现象,故建议“贡物船人原有定数,倘额外多增逾例,即合严裁”。可见,崇祯皇帝虽将琉球贡期改为“三年两贡”,但琉球仍多次违反朝贡禁令,如超载附带方物、偷购白丝、偷卖赏赐之物、超额携带21,000两白银等事,使明朝多次申饬琉球,琉球却依然故我,屡次犯禁。明朝无可奈何,只好听任琉球以各种名义来朝,对其违禁买卖不置可否。直到明朝灭亡、唐王朱聿键被拥立于福建,琉球仍遣使奉贡,故《明史》赞琉球“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其实,朝贡贸易是琉球的立国之本,是其必需的。
 

  四、琉球弃明投清与其多重认同观的形成
 

  明朝建构的封贡体制是明清以来的东亚国际关系的主体,但东亚各国也有自身历史环境形成的文化优越感,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国际秩序观,并与明朝的封贡体制同时存在,互相重合,却不冲突。明朝与日本决裂前,琉球与日本曾同为明朝的臣属,琉球与日本曾有平等往来,但日本不愿在政治上臣服明朝,而是衍生出文化至上主义的“神国意识”,即所谓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的足利将军,与明朝册封的琉球国王、朝鲜国王地位相同,而日本天皇的位阶高于足利将军,自然也高于琉球国王、朝鲜国王,这样就与明朝皇帝地位平等。因此,当琉球使者赴日交聘时,室町幕府设计了主属关系的“使者来朝礼仪”,使日琉两国往来出现了“假想的朝贡”现象。

  萨摩藩入侵琉球后,日本君临琉球的姿态更为明显。以琉球国王尚宁去世为契机,萨摩藩扶持曾在萨摩充当人质的尚丰,还占领奄美五岛,由大岛代官负责管理,尚丰只能被迫接受萨摩藩的安排。萨摩藩占领奄美五岛,使琉球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再加上土地丈量、收取年贡等手段,使萨摩藩不用派兵驻防琉球,却能控制琉球内政外交。1626年,后水尾天皇巡幸二条城,琉球国王尚丰派出金武王子尚盛(尚丰之弟)以“异国”使者身分,赴京都参与活动。1630年,萨摩藩得知明朝将派遣册封使,正式册封尚丰,遂要求琉球必须在国王袭封、幕府将军袭职时,遣使赴江户报告与庆贺,可视为后来琉球派遣谢恩使、庆贺使的先例。此后,每当琉球王位更替之际,琉球王世子不但要向中国派遣报丧使与请封使,请求中国皇帝册封新主,同时要向日本江户幕府派遣谢恩使,而江户幕府将军袭职之时,也比照中国皇帝即位的模式,琉球同样必须派遣庆贺使,前往江户表示祝贺,营造出幕府将军即日本国王的形象,以架空日本天皇的权力基础。

  1634年,琉球国王尚丰派出金武王子尚盛为谢恩使、佐敷王子尚文(尚丰次子)为庆贺使,前往江户,谒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报告尚丰已正式袭封琉球国王。根据《中山世谱》附卷的内容,1634年至1850年期间,琉球总共向江户幕府派出了18次的庆贺、谢恩使,远少于琉球贡使朝觐中国皇帝的次数。由此可知,通过不定期的使者派遣,琉球被纳入了幕藩体制之中,并确认了“江户幕府-萨摩藩-琉球”三者间的主属关系。比照福州的琉球馆,萨摩藩也设置琉球馆,用以接待前来庆贺或谢恩的琉球使者,并作为萨摩藩接待琉球留学生的住所,尽可能加强日本对琉球的文化影响。1636年,江户幕府命令琉球国王不得在官方文书上使用“中山王”的称号,必须改用“琉球国司”的称号,形成“日本国王(幕府将军)-萨摩国主(国持大名)-琉球国司(大名)”的等差位阶与主属关系。可是,为了避免明朝的干涉,江户幕府要求萨摩藩实行“隐蔽政策”,尽量隐蔽萨琉关系,再加上过去“假想的朝贡”之惯例,遂要求琉球使者打着中山王国的旗号,身着汉服,梳中国发式、蓄中式胡须、沿途用唢呐、喇叭、铜锣、铜角等乐器奏乐,向日本臣民彰显“异国”使者的身分,并刻意用汉语书写祝贺将军的奏书,展示外国使节向幕府将军朝觐进贡的场景,藉以提高江户幕府的威望。1712年,为了强化琉球的异国形象,萨摩藩废除了“琉球国司”的称号,命令琉球国王仍沿用“中山王”称号,使琉球国王的权力逐渐恢复,琉球王国也在中日两国之间加强其自我认同感。

  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即位。此时,明朝文武官员集结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并迅速得到江南各省的响应。中国出现南北分治的两个政权。明清易代引起周边诸国的惊诧,周边国家密切注意中国政局的变化。依靠中国制衡日本的琉球不得不考虑现实利害。如何能在明清之际的大变局中,继续延续中琉宗藩关系,以避免被萨摩藩吞并便成为琉球面临的重大问题。

  1640年,琉球国王尚丰去世,其第三子尚贤继承王位,并派遣金应元等人赴华朝贡,向明朝报告其父尚丰去世并请袭封王位。金应元等人目睹明清易代之变局,试图联络南京的福王政权,欲朝觐弘光帝朱由崧、请派册封使。弘光帝即位时,曾派福州左卫指挥花煾赍敕至琉球,诏告其登极事,琉球王世子尚贤派遣毛大用、都通事阮士元及郑子连担任庆贺使,随花煾赴中国朝觐弘光帝。隆武帝即位时,同样也命令指挥闵邦基赴琉诏告登极事,尚贤派遣王舅毛泰久、长史金思义等一行人,赴福州祝贺隆武帝登基称帝。但福王政权很快覆灭,琉球贡使毛大用等人改变计划,决定朝觐隆武帝朱聿键后,再回国复命。但清军很快突破明军防线,俘虏隆武帝,使琉球贡使团未能朝觐。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称帝,却未能抵抗清军,遂逃往广西梧州,南明政权大势已去。

  清军甫一入关,以雷霆之势扫荡中原,并遣使诏谕琉球,命其归顺,要求琉球交回前明颁给的诏敕和王印,表示琉球改奉清朝为正朔。琉球迟迟不肯交出前明诏敕与王印,但当琉球贡使团见到南明政权的颓势后,决定改投清朝。琉球长史金正春、都通事郑思善、火长陈初源等人竟脱弃明服,剃发留辫,赴清军阵营,拜谒大将军贝勒带德,表示琉球归附清朝之意。当琉球贡使团一行人愿意投诚后,火长陈初源曾请王舅毛泰久到福州,但贡船却被海贼攻击,财物被洗劫一空,贡使团失去了船只、水梢及方物等,只好将毛泰久安置在琅崎,其他官伴、水梢被迫乞食,或陷入三日一食、殆至饿莩的窘境。1647年,贝勒带德得知琉球贡使团的遭遇后,便引领毛泰久等一行人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代表琉球向清政权归诚请封。礼部以“前朝敕印未缴”为由,反对授封,使顺治皇帝未答应琉球请封的请求,但赐以衣帽、缎布,令其回国招谕国王,缴还前明的封诰印敕,方准照旧封锡。礼部谕福州土通事谢必振招抚琉球,并遣琉球长史金思德等51名琉球官员归国。谢必振一行人抵达琉球后,琉球先遣都通事梁廷翰护送谢必振等人抵达福州,再派遣王舅何榜琨、正议大夫蔡锦等奉表入贡,但因其船漂没,未能抵达中国。

  琉球政府经国王易位,又在萨摩藩的控制之下,不但不了解明清易代的情况,竟还以琉球王世子尚贤的名义,文书年号署隆武五年(1649年),向福建布政使司发咨文,询问毛泰久贡使团的去处。由此可见,琉球不知毛泰久贡使团已归降清朝的消息,亦可推论毛泰久等人归降清朝纯属自发行为,并非出于琉球国王尚贤的指示。值得注意的是,尚贤也派遣蔡祚隆向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进贡、奉永历年号,透露其延续明琉君臣名分的期待,并向萨摩藩报告南明与清朝交战的情报,可见琉球对萨摩藩还具有收集中国情报的任务,而江户幕府也能通过萨摩藩的回报,间接了解中国“明清易代”的动态。

  清朝久未获回信,怀疑琉球倾向南明政权,不愿归顺清朝。1651年10月21日,清朝第三次向琉球赍敕谕,并询问琉球为何一直没有派出使臣、携前明敕印来归,是否因海道险阻,或有难言之隐、未能赴华,还命令滞留琉球的通事谢必振一同回报消息。顺治皇帝再三遣使赍敕,欲索还前明敕印,通事谢必振也写信给琉球国长史司,催促琉球赶紧向清朝派使归顺,但琉球王世子尚质(尚贤之弟,1648年即位)始终不给答复。直到1653年,尚质终于下定决心,派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担任庆贺使,赴北京贡方物、献表文,还交出“明朝敕书贰道,印信壹颗”,请求与清朝正式建立宗藩关系,并解释琉球先前因风汛不便、冲险难行、沿海盗贼充斥等原因,才会没有回复清朝的命令,现乞请顺治皇帝下赐敕印,表示归顺。此外,碍于江户幕府要求的“隐蔽政策”,尚质向清朝隐瞒了萨琉关系,避免顺治皇帝降谕责问,干扰中琉宗藩关系的延续。1653年8月17日,清朝接获琉球缴回前明的诏敕与印信。1654年6月2日,顺治皇帝赐琉球王世子尚质及其妃蟒缎、彩缎、闪缎、织锦钞罗等物。

  1654年7月28日,礼部同意尚质袭封国王,给予诏印,更准其“二年一贡”,不准买卖违禁货物,其余听其自由贸易,使琉球重新纳入“天下秩序”的封贡体制之中,也让中琉宗藩关系得以延续。清朝命令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担任册封正副使,着一品麒麟服,赍捧敕印,赴琉球册封王世子尚质,但因郑成功等前明将领仍掌握制海权,频频骚扰浙江、福建沿海,张学礼使节团无法出航,不得不滞留福州,后返京缴回敕印,遭到了清朝的处罚。1662年,郑成功去世,台湾内部纷乱,海氛稍靖,清朝再次命令张学礼等人赴琉球、册封国王,始能成行复命。当时,琉球获颁的诏书乃顺治十一年所颁,敕书为康熙元年所颁,新王印为驼纽镀金银印,新印之印文为“琉球国王之印”六字,使用“左满右汉”两种文字。

  虽然琉球与清朝恢复中琉宗藩关系,但因清朝尚未收回台湾、厉行迁界禁海政策,琉球无法进行朝贡贸易。1668年,康熙皇帝掌握大权,迁界禁海政策稍稍放松,逐渐恢复中琉朝贡贸易,但琉球进贡船有时仍遭郑经船队抢掠,可见琉球接受清帝册封、转投清朝后,与明郑关系陷入僵局、渐成水火,使琉球朝贡贸易尚无法恢复到过去的盛况,直到1683年收复台湾后,中琉朝贡贸易才稳定下来。此外,根据郑梁生统计的数据,可知在清朝属藩国之中,朝鲜最获优遇,琉球所获赏赐仅次于朝鲜,远多于安南、暹罗诸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琉球贡使团所携附载方物皆有免税优惠,而朝鲜只减免本国物品,其余附载货品都要课税。可见,清朝相当优待琉球,琉球在清朝封贡体制中位居第二,颇受重视。

  中琉朝贡贸易的恢复使琉球财政困难有所缓解,且商品数量相当庞大,导致江户幕府不得不下令限制朝贡贸易的金额(渡唐银),规定进贡船为13,400两(银804贯,1贯=100两银),接贡船为进贡船的一半金额(银402贯),以控制琉球朝贡贸易的规模。但为了摆脱萨摩藩的经济控制,琉球试图隐匿货款,并多次将“隐投银”带往中国,购买大量货品,或假借漂流船的名义,进行走私贸易,可见琉球扩大朝贡贸易的努力,欲重新夺回朝贡贸易的控制权。琉球国王利用清朝优遇琉球,也利用江户幕府要求琉球实行“隐蔽政策”的情势,禁止琉球官民着日服、学日语及与萨摩藩相关的文化,持续推动中央集权与中国化的改革,使王权得以集中,以应付琉球内困外患的处境。尤其是琉球积极引入儒家经典及其礼仪秩序,使琉球能在萨摩藩的控制下仍保有琉球本国文化的特殊性。

  琉球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后,利用两年一贡的机会,建立起其海外贸易网络,获利甚丰。但因明朝国力衰退,琉球获利渐少,丧失了东亚与东南亚的贸易中介地位。由于《掟十五条》的限制,琉球不得不“乱贡”,用以支付萨摩藩的巨额勒索。为使明朝疏忽戒备,江户幕府实施“隐蔽政策”,要求萨摩藩不得吞并琉球。琉球则利用“隐蔽政策”的漏洞维持了某种程度的自主地位。因此,琉球需尽力维持中国和琉球间的宗藩关系,才能向江户幕府展现其价值,使其不被萨摩藩吞并。面临明清易代的变局时,琉球认为清朝更具备“名分”与“实力”,不但能优待琉球的朝贡贸易,将来也可能帮助琉球对抗日本的威胁。于是,琉球抛弃南明政权,改向清朝称臣纳贡。

  明末清初是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要认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因素,需从中国周边诸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跳出朝贡体制的框架局限。从琉球的政治认同转换过程中看出,中琉宗藩关系的延续不是出自中国单方面的要求,也不是中国利用大量馈赠换取琉球的忠诚,而是出于琉球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面临萨摩藩侵扰时,琉球认识到明朝国力不足以支持其对抗萨摩藩,故琉球不再只忠于明朝,而是在维持中国和琉球宗藩关系的同时,还要维持琉球与江户幕府的关系,使萨摩藩投鼠忌器,不敢过于压榨琉球。因此,琉球的多重认同观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琉球要维持其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平衡,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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