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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紫禁城里唯一的男子汉?

时间:2016-04-28 00:27来源:史观天下网 作者:张戎 点击:
慈禧太后,紫禁城里唯一的男子汉?

 

  一八九四年底,日本夺取旅顺口后,发话可以和谈。两名中国代表準备赴日。启程之前他们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觐见慈禧和光绪。之后慈禧又送去一道谕旨,特别庄重地“用黄纸书之”,令使者:“如日本所请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所不逮者,皆不许擅许。凛之,慎之。”

  两名使者到达日本时,正值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失守。海军曾数度接到电旨,要求他们在万不得已时沉船,“总之万不可以我船资敌。”可是官兵拒绝服从命令。许多人跪下向丁汝昌求情,要他带领他们投降,不能沉船,以免日本人为沉舰而杀害他们。面对这样的压力,一八九五年二月,丁汝昌签署了投降书,把北洋十艘军舰,包括一艘铁甲舰,悉数交给了日本,然后吞鸦片自尽。至此,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覆灭。日本胜利者轻蔑地说:“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东京不接受两名和谈代表,要李鸿章前来。

  慈禧意识到和谈不会有能接受的结果。二月六日,她召见军机大臣,一开头就说日本“势难迁就”,应该“撤使归国”,意思是继续打。翁同龢记载,说这些话时,她“辞色俱厉”。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大臣“嗫嚅委婉”地“劝慰”:“不可决绝”。她坚持要打。第二天,她召见準备代理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王文韶,王见她“忧愤形于辞色”。王在日记裡写道:慈禧反復叮嘱他,要他告诉官兵皇太后决心打下去,“不惮烦言,历三刻许”,才放王走。王怕她还有话要说,就等在外边,直到确定慈禧不再召见了才离开。慈禧以自己的名义给王一道谕令,要众将士“各矢天良,力图振作。果能奋勇争先,杀贼立功,必有不次之赏。”

  

慈禧太后,紫禁城里唯一的男子汉

慈禧太后
 

  当时在南方做总督的张之洞,想法跟慈禧一样,一再唿吁不能让日本预设条件,应该不惜撤使再战。慈禧给他发电报,要他帮助朝廷决策军事。当张之洞委婉地向北京询问有关资讯时,光绪给他来了个“休管閒事”的电旨:“北洋事务,自有专司,焉能事事饬南洋知之?所请着毋庸议。”

  慈禧的话不算数。决策的男人──光绪、恭亲王和其他军机大臣──都不想再战,宁愿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他们怕的是日本攻进北京,推翻清王朝。光绪一想到他有可能逃亡,就“声泪并发”,让翁帝师“流汗战慄,罔知所措”。慈禧被迫同意派李鸿章去日本。她要军机大臣叫李先来北京“请训”。恭亲王生怕慈禧给李交代条件,使谈判破裂,插嘴说皇上的意思是“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生气地说:你们不是问我的意见吗?那么“我可作一半主张”。

  李鸿章来了。二月二十五日,他和恭亲王一道觐见慈禧,告诉她日本的条件是一定要割地:“非有让地之权者不必派来”,而光绪已经决定在这个前提下派李鸿章前去。翁同龢第二天日记写道,慈禧坚决反对李鸿章在割地的条件下赴日,恭亲王一再劝说,慈禧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再来问我!(“昨语割地达请东朝,大拂圣意”,“昨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曰:『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东朝、圣、慈圣,都指慈禧。)当光绪还想问她,李鸿章可以割哪块地给日本时,她派太监出来说,她生病了,不见,让皇上自己决定。

  李鸿章对光绪说:“割地之说不敢担承”,“让地不敢允”。光绪只好自己发指示。三月三日,他给李鸿章书面谕旨,又通过军机大臣再次对李强调:“予以商让土地之权。”割让土地不仅是皇上的决定,也是全体军机大臣的意见。这一天,军机大臣集体上书慈禧,恳求她理解皇上:“现在勉就和局,所注意者,惟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慈禧没有答覆。光绪在慈禧宫外走来走去,想见她,得到她的认可。慈禧不见他,他只好“逡巡而煺”。

  四月八日,日本的全部条件来了。要鉅款,要辽东半岛,要台湾(包括附近的澎湖列岛)。台湾,用张之洞上书的话说:“极关紧要”。它是帝国的“精华,地广物蕃,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入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据翁同龢记,慈禧对光绪说:“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当然,慈禧也没有锦囊妙计,有的只是决绝的意志,承担风险的胆量。然而宫中的男人都不愿冒险。四月十四日,伊藤首相发出最后通牒,不答应条件就派十万日兵直犯北京。皇上吓坏了,下令马上接受日本条件:“即遵前旨与之订约”。十七日,李鸿章和伊藤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拿走了垂涎的土地,再加赔款二亿两银子。

  甲午战争中光绪的表现使慈禧感到绝望。光绪一度害怕慈禧因此废了他,他派文廷式去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刘帮助“以遏慈禧拟行废立之谋”。这一步慈禧没有走。事实上她也很难走:包括恭亲王在内的军机大臣都站在光绪一边。她只能对刘坤一大谈“我甚爱皇帝”一类的话。她后来对刘说:战争、和谈时期,“我焦急太过,日晚则神识昏迷。”有太监时常见她独自偷偷哭泣,感到她“心中无限之痛苦,咸流露于暗泣之中”,说慈禧是“天地间最痛苦之人”。

  相较于中国一八四二年对英,一八六○年对英、法的两次赔款,马关赔款显示出亚洲新强胃口既大又霸道。英、法的索价──一次二千一百万元洋银,另一次一国八百万两银子──或多或少跟他们的兵费和平民损失有关。马关条约的二亿两银子则跟日本的消耗毫无关係。战争开始时,日本全部国库库存三千万,战争中出售国债八千万,还未收齐。李鸿章在谈判马关条约时列举的这些数字,伊藤并未质疑。

  马关条约虽然还未公布,内容已经传遍全国,震惊朝野。北京有数百名官员上书,要求皇上拒绝批准条约。上书的还有一千多名从各省到北京来参加会试的举人。这样大规模的、异口同声地说“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但是他们的慷慨激昂诚如赫德所说,是“空话,不作数的空话”。公众舆论不像农民起义,对光绪没有实质性的压力;而日本则可能推翻大清统治。

  出人意料,俄国、德国和法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理由是占领它“将让中国首都永远受威胁”。欧洲害怕日本控制中国。赫德写道:“日本战胜、统治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最野心勃勃、最勇往直前、最强大……未来的二十世纪,小心点!”德皇威廉二世第一次使用“黄祸”一词来描绘欧洲的梦魇:“整个中国、整个亚洲,都由日本统治。”

  欧洲不能容忍日本占领中国,这使慈禧得出结论,日本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的可能性极小,日本还没有条件挑战欧洲。她希望光绪和大臣们能看到这一点,不接受马关条约,重新和日本谈判。四月二十六日,她要军机大臣讨论,并把讨论结果告诉她。

  大臣们和光绪一样,在对日本强硬之前,他们要知道如果日本不接受要求,三国将会採取何种行动。他们发电报给三国,三国无回音。二十三岁的皇上“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军机大臣没人主张不批准条约,谁也不愿负亡清的责任。大家都看着恭亲王,儘管他无谋可出无策可画,人又病得不轻。他的意见是批准。这和他的一贯作风一脉相承。

  慈禧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态度起了些变化,不再强硬反对批准条约。(翁:“恭闻东朝犹持前说,而指有所归。”)五月二日那天,光绪走出徘徊,决心批准:“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翁帝师“于是战慄哽咽,承旨而煺”,和光绪在书房裡哭成一团。光绪想赶快了结,五月八日“催伍廷芳等在烟台即日换约,遂于是夜子初换讫。”

  签订、批准马关条约,光绪选择的是“一条最平安的路”,赫德认为,“事关一个帝国的命运呀!”但是对慈禧来说,马关条约的代价过于高昂。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此时在中日间斡旋调解。他既身临了战前的“好日子”,又目睹了战后的黑暗深渊,写道:“中日战争是中国末日的开端。”除了二亿两银子的赔款,中国为了收回辽东半岛,又额外付给日本三千万两银子。(日本最终接受了欧洲三国的要求,归还了辽东半岛。)日本获得的,相当于它四年的财政收入,外加大量军舰等战利品。

  为了赔款,光绪在苛刻条件下从西方借了三亿两银子。过去三十年,中国外债总共只有四千一百万两银子,到一八九五年基本还清。现在却背上了巨石般沉重的包袱。清政府为偿付赔款而举借的外债连本带利共六亿多两银子,几乎是一八九五年财政收入(一亿零一百五十六万七千两银子)的六倍。

  这场灭顶之灾,帐一向算在在慈禧头上。人们说她把建海军的钱拿去造颐和园,导致战争失败;说她一意主和;说她在战争期间不顾反对大办六十大寿。有人还捏造了句慈禧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事实上,没有任何严肃的文史资料记载她说过这句话。中国的现代海军是慈禧创建,她为了修颐和园从海军拿的钱,并没有对海军建设产生根本性影响,甲午战争失败与修颐和园无关。一意求和的更不是她。宫廷中只有她一个人毫不含煳地主张拒绝日本的条件。

  甲午战败、马关签约,责任归根究底在光绪皇帝。他弱不禁风的肩头承担不起千钧重担。赫德当时慨嘆道:中国“没有首脑──没有强人”。其实,那裡有一个女强人。但身为女人她不能做首脑,宫墙外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一位颇有洞察力的法国人说:慈禧是“中国唯一的男子汉”。这才是一八九五年紫禁城中的慈禧。

        本文摘自:《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  作者:张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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