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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争夺战:美国如何崛起 《踌躇的霸权》新书研

时间:2016-04-17 23:38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 作者:陈希 点击:
霸权争夺战:美国如何崛起 《踌躇的霸权》新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的新书《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自2015年4月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2015年12月5日,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重审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史经验”为主题,联合举办了该书的研讨会。来自京、沪两地从事美国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以及媒体编辑和记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牛可副教授主持,与会代表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美国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美国经验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霸权争夺战:美国如何崛起 《踌躇的霸权》新书研讨会

《踌躇的霸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作者严谨的学风给予了肯定。他认为,作者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对罗斯福总统有更高的评价。例如,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筹划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明确想法和实践,这一线索在书中可以再突出一些。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拒绝采取国际主义路线,主要是因为忙于振兴国内经济,并非仅仅是受舆论和孤立主义思潮的牵制。《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知名政论家马立诚认为,《踌躇的霸权》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在目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传媒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曲解的情况下,王立新教授写作本书体现了其学术勇气和追求,特别是“踌躇”两个字特别传神,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崛起后参与国际政治的心态以及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复杂纠葛。他指出,应警惕当下中国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危害,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不应该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中国应该改变自身“踌躇”的状态,积极融入到当前的国际秩序中。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指出,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的“门户开放”国际秩序理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划分势力范围与建立殖民地的旧秩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顺应了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也正是美国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时代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踌躇的霸权》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主要特征。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熊志勇教授针对该书的结论部分提出,虽然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为其领导地位付出了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代价和收益之间到底应该如何衡量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认为,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和世界霸权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非是事先由某一领袖设计的结果,美国成功是因为它顺应甚至引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潮流,而任何一个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都必须顺应而不是违背人类历史的潮流。在牛军教授看来,《踌躇的霸权》和王立新教授前几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都一以贯之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评价《踌躇的霸权》是一本相当有厚度和思想的著作。他认为,从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的视角看,美国所提出的理念和制度并未完全超出欧洲的国际秩序理念,基本上还是康德、格劳修斯以来欧洲国际秩序观的一种延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庆龙研究员认为,由于美国获得世界霸权的道路过于平坦,导致他在之后遇到挑战和挫折时心态失衡,这也是现在美国在外交上踌躇纠结的原因。

  《美国研究》执行主编赵梅研究员认为,该书资料丰富、文笔流畅,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特色,作者深切的现实关怀贯穿于该书的选题和构思之中。书中考察了美国获取世界霸权的经验,对中国思考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处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认为,本书最大的贡献是用“踌躇的霸权”重构了1913—1945年美国外交史的主题和叙事,解读了美国构建自由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当下美国对外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和资源,这也是本书对于中国公共知识界的价值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郭沂纹编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元周教授、《世界知识》编辑部安刚先生、《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薄洁萍女士、《人民日报》社评论版副主编白龙先生、《文化纵横》杂志编辑部主任周安安女士、共识网国际频道主编黄南女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翟韬博士先后发言,对该书主题进行了阐发,并对该书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总结发言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认为,该书与王晓德、王玮等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起,共同代表了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转向:突破了原有的外交政策史模式,将外交史融入到美国史之中加以研究;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过去的外交政策史研究倾向于将政府视作是一个理性机器,忽略了人的信念、担忧、恐惧和价值观等因素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而这部著作使得国内的外交史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同时,该书在精彩地讲述故事的同时,又通过富有新意的解释框架使这些故事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叙事,达到通论性历史写作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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