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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默:“中国”坐标下的香港

时间:2016-03-30 15:44来源:凤凰博报 作者:南之默 点击:
近几年,香港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2014年占中运动开始以后,更是如此。我在这期间写了一些关于香港的评论文章。现在重发部分文章,重视这一过程。本文原发表于2015年12月

 

  据《南华早报》12月23日报道,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最新调查指,香港市民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有所回升,但对“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回落。在“身份认同指数”得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列最低,低于“亚洲人”和“世界公民”。

  这一调查结果是在12月3日至7日通过访问1,011名香港市民得出。以0至10计分,受访巿民对“香港人”、“亚洲人”及“世界公民”的认同感分别为8.12、7.85及7.08分,而对“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评分则分别为7.04、6.59及5.75分。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与香港近期不断出现的“去中国化”,强调香港化或本土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国”因素,或者说与内地有关的事情,往往容易在香港引发争议。比如说最近有关香港九龙高铁站“一地两检”的事件,再往前,有如“特首超然地位”说的言论等。

  尽管这样的一个趋势多少让人不安,但从过去这两年来香港社会运动的结果上看,却又无需过度担心。尽管“中国”因素成为香港部分市民的排斥对象。但从最终结果上看,“中国”这一因素,却是当前制约香港各方政治力量的关键因素。

  例如,即使有如2014年的占中运动那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尽管占领者中不乏有过激言论,但从最终结果上看,占领者并没有想过真的去挑战、去改变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关系,甚至不会真的去占领、夺取香港政府的权力。占领者所不满的,只是针对当时的政改方案,针对的是香港政府在许多社会问题上的治理失败。而正是这些失败,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化。

  本来,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后,其“政治化”本身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从确立“港人治港”的方针时,就意味着这样的一种趋势将成为必然。“港人治港”,意味着香港市民需要比回归前更多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其声音和意见,要在香港的权力架构上、社会治理决策上有所体现。只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化,多少出乎北京的意料之外,或者说,其政治化的速度过快为北京及香港许多当权者所未曾预料到。

  香港回归之后,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精英治理的传统。香港过去作为一个经济城市,在回归后,其权力由香港的经济精英所控制。因此,在权力架构上,在最终决策上,自然而然地向其阶层倾斜。

  所以,尽管这十几年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但香港社会的治理,却没有因此而有太多的改善,甚至在贫富差距、社会平等问题上,反而更加突出了。

  在强调“港人治港”之时,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也渐渐地显露出来,并最终伴随着各种社会运动而成为香港社会的新常态。而所有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一旦解决不好,都将演变成为政治问题。只有从政治上解决权力结构问题,才能改变其决策模式,才能在治理上体现出其各阶层的相关权益。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也就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了。

  而此时的北京,或者说“中国因素”成为部分香港人士所针对的目标,既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亦是一种本能的、制式的反应。说它是一种必然,是因为无论如何,香港特首,香港的权力最终来自于北京的授权。北京保留着对香港特首的最终决定权,因此对于香港政府治理上的失败,无法避免将指向其背后的最终决定者。虽然北京并不参与香港的实际治理,但香港特首在无形中是受制于北京的。

  而从另一方面上讲,正是因为背后有北京的身影,因为有“中国因素”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香港政府在治理上的不作为,或者说无惧于香港社会运动所爆发出来的公民力量。若无北京的支持,香港政府或许会担心治理失败时或遭遇下台的命运,但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下,特首却并不用去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因此,在这一层意义上,北京成为香港部分市民所指责的对象,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这其中,有些指责只是一种制式、本能的反应。因为内地的体制关系,因为对其的不信任、不相信,因此只要与内地有关的,统统予以拒绝、批评。

  总的来说,对于香港社会出现的这些现象,无论是强调香港化也好,政治化的趋势也好,本身并不是值得担忧的。真正值得的担心的是,这些治理问题,在当前香港的权力架构下,单纯依靠香港社会的力量试图去改变,恐怕无解。如此长期下去,则可能突破既有的安全边界与约束。正如前面所言,北京对香港政府的支持,或者说因为北京的态度、因素,是香港政府决策优先考虑的,再加上北京近些年来对香港的态度越发强硬,因而会对香港政府产生错误的信息,并使得其并不会真心地、积极地处理好、治理好香港社会的种种问题。

  而当前香港的权力结构,并不足以反映香港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各方力量。相关的政改方案,又在此前被否决。如此,倘若北京不能充当恰当的角色,迫使港府去治理好香港社会,推动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那么上述的这些趋势,则有激进化、极端化。

  既然香港实施的是“一国两制”的地区,因此在笔者看来,北京角色的关键,不在于其能为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稳定提供多大的资源或让输送多少的利益,而在于其能否促使港府在香港治理上取得成功。

  北京不应该、也没必要直接面对香港社会,也不宜直接介入香港的社会治理。香港社会治理的失败,北京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香港市民的反应,也需要反思香港本身的权力架构设计、政党制度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如此,才能更好地落实“一国两制”,才是让其发挥最大的功效。

  总之,“中国”因素,无论是“中国国民”的身份,或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仍然是当前香港的主流。“中国”仍然是当前制约香港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的关键因素。要避免香港成为麻烦制造者,关键在于香港的权力如何发挥效用,如何避免成为问题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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