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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圣的折子里 有配得上“清明”的好时代吗

时间:2016-04-03 16:23来源:凤凰国学 作者:柳理 点击:
考诸《史记》而下的历朝正史,“清明”出现的场合,主要有二:一是礼制历法,二是臣子书表。有宋一代,士大夫不会因上书言事而祸及子孙。一个配得上“清明”的好时代,在走马换灯的中国历史上,为何这么难呢?

  

中国历史清明

 

  阎立本《步辇图》
 

  古人究竟何时开始使用“清明”一词,恐怕已经很难说清。辞书中关于“清明”的解释,除了用指节气和节日,还可摹状天气,如唐人元稹的“去时楼上清明夜,月照楼前撩乱花”;或者形容乐声清亮,如羊士锷的《郡中即事》有“鼓角清明如战垒,梧桐摇落似贫居”。

  由清澈明亮再引伸开来,则可形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神智清明”。再升华一下,便是称颂圣朝明君了。《诗经.大雅》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之语,《淮南子.主术训》有“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闇,虚心而弱志”之语,到《汉书》中,更有“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诸多表述。顾名思义,“清”者,干干净净;“明”者,明朗通透。

  考诸《史记》而下的历朝正史,“清明”出现的场合,主要有二:一是言及时节礼制的历书,二是颂圣议政的书表。

  《后汉书》载,二十岁的班固曾上书当时辅政的东平王、骠骑将军刘苍,其中有言: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联系前后文字,显然这样的“清明”颇多恭维。

  《旧唐书》中,“清明”出现22处,其中用于节气的16处,夸赞人物6处。如后妃列传中,一生历经唐穆宗、敬宗等七代皇帝、三朝太皇太后的懿安皇后郭氏(郭子仪的孙女),在宝历三年(827年),唐敬宗、绛王李悟先后遭宦官杀害后,她下诏迎立江王李昂继位(唐文宗),其中有言:“咨尔江王,聪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机闲,玄谋雷发,躬率义勇,大清丑类,允膺当璧之符,爰摅枕戈之愤,既歼巨逆,当享丰福。”

  《列传第十三》史臣评点开国重臣时,说“萧瑀骨鲠亮直,儒术清明”,《列传第二十三》称颜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

  直接用于颂圣之辞的,《旧唐书》仅有一处:唐宪宗时期著名官员、书法家柳公绰所献《太医箴》,其中有“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邪,志高寡欲”之语。

  

颂圣的折子里 有配得上“清明”的好时代吗

 

  徐扬《姑苏繁华图》
 

  查询《宋史》,“清明”出现已多达34处,其中指节气的5处,祭神所献乐章中有7处,颂圣或期许朝政的多达22处。从《宋史•志》的祀神之辞也可看出,“清明”既关乎神德,也关乎政德:

  清明内融,嘉旨外粲。介我繁釐,时亿时万。

  嘉觞中贰,执事惟寅。清明鬯矣,福禄攸臻。

  于昭列圣,休德清明。威灵如在,享于克诚。

  洋洋在上,惟神之仰。鬯矣清明,应之如响。

  清明外畅,精肃中贯。我仪图之,三灵攸赞。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应物而然。

  峨峨奉璋,肃肃九宾。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宋史•列传》中,“清明”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文臣奏疏和劝谏。如苏轼就王安石新法上书皇帝时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抗金名将张浚被宋孝宗亲切接见时说,“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听了很受震撼,连说“当不忘公言。”

  一代名臣李大性在几位重臣遭贬后愤然上书:

  “朝廷清明,乃使言者无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数人之心,皆本爱君,知其爱君,任其去而不顾,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将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臣所以为之寒心也。”

  南宋后期直臣吴泳对宋宁宗劝谏,有点像教训熊孩子:

  “愿陛下养心,以清明约己,以恭俭进德,以刚毅发强,毋以旨酒违善言,毋以嬖御嫉壮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渐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

  最让人拍案发指的,莫过于宋理宗即位之初,忠义之臣邓若水说的这番诤言,简直是当面打皇帝的脸:

  “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当悖逆之初,天下皆归罪弥远而不敢归过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仓卒之间,非陛下所得知,亦谅陛下必无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清表妖氛,以雪先帝、济王父子终天之愤。今逾年矣,而乾刚不决,威断不行,无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盖亦求明是心于天下,而俾有辞于千古乎?为陛下之计,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节,而后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谓行大义以弭大谤,策之上也。”

  有宋一代,虽有苏东坡“乌台诗案”式的言罪,但整体而言,士大夫不会因上书言事而祸及子孙。能享受到这样的政治待遇,已属十分难得。明清以降,尽管忠臣死将不乏其人,但想“幸生清明之世”,得遇“清明”之君,岂是容易事。一个配得上“清明”的好时代,在走马换灯的中国历史上,为何这么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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