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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时间:2016-03-28 17:33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崔莹 点击:
这一年,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信心逐渐消失,开始怀疑蒋介石能否治理中国,担忧中国在战后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翻越贵州的大山
 

  2016年2月,一本名为《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的新书陆续登上国内各大好书榜。此书主编之一,是73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是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曾获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不能够光关注(中国历史)转折成功的那些年头,比如1911年、1949年和1978年。这些年头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我们应多关注的,也应多花时间来研究的。”周锡瑞表示。

  他认为,对于国共政权更迭的历史转折点,外界的叙述多集中于1944年,但观察1943年这个“被遗忘的年份”,更能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这一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中国收回了新疆主权,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士气持续低落,经济形势严峻,河南爆发大饥荒……“在很多方面,国民政府毁灭的种子在1943年就已种下。”

  针对此书,近日,周锡瑞在美国加州家中接受了腾讯文化的电话采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周锡瑞

  宋美龄的美国国会演讲影响没那么大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演讲

  腾讯文化:你为什么要研究1943年?

  周锡瑞:多年前,我编过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有关国共关系的《在中国失落的机会》(Lost Chance in China)一书。我注意到,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在1944年的报道和评论,都表明国民党在衰落,共产党在崛起。我就想,假如研究此前的一年,从当时的史料和报道中,能否看到一些转折点,比如国共两党政权更迭的端倪?

  我认为抗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没有抗战就没有新中国。抗战前几年,国民党在抗日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我要研究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来分析这个变化的原因,所以我选择了1943年。

  腾讯文化: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困境有哪些?这一年如何影响中国后来的国际局势?

  周锡瑞:困境来自以下方面:当时美英主要关注欧洲战场,罗斯福在“欧洲第一”的战略指导下决定优先拯救英国,击败纳粹德国;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垮台,中国在亚洲战场面临孤军奋战的局面;缅甸失陷后,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条连接外部世界的交通线,更难获得同盟国援助;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建立汪伪政府,并于同年1月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迅速发展;重庆等地通货膨胀情况恶化。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这一年,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信心逐渐消失,开始怀疑蒋介石能否治理中国,担忧中国在战后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1943年,《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宋美龄

  腾讯文化:1943年初的宋美龄访美,被称为中国在抗战时期的成功“外宣”。《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重新评价了这个事件的哪些价值?

  周锡瑞:书中主要考察了宋美龄访美的美国舆论:作为女性,宋美龄的才华和美丽吸引了很多人;作为中国人,她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人可以说流利的英文,可以很国际化。但书中也指出,宋美龄出身上流社会,有优越感,专横,对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没多少同情心。

  书中所提出的另一个微妙的观点是,回国后,宋美龄似乎想更多地插手政治——她在阻止撤换史迪威和赶走宋子文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当时宋子文一直为撤换史迪威奔走。)访美前,宋美龄并未如此直接地干涉政治。

  腾讯文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改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你怎么看?

  周锡瑞:美国媒体和民众大都能预测到宋美龄演讲的内容,比如敦促美国国会和民众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等。我想,已有这样立场的人会继续坚持这样的立场,没有这样立场的人也不会因为她的一次演讲而改变,这次演讲的实际影响并没那么大。
 

  蒋介石完全不能胜任开罗会议谈判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与宋美龄合影

  腾讯文化:1943年,蒋介石利用苏德战争之机收回新疆。有中国学者认为蒋介石的此次行动体现了他政治上的短视,你如何看?

  周锡瑞: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是,假如新疆没被收回,继续被苏联控制,中苏关系就会好一些。会这样吗?之前苏联商品充斥新疆市场,卢布是主要交易货币,苏联商人在新疆贸易中位居主导。苏联为掠取新疆的矿产和石油在当地投资了很多项目,并将新疆矿产资源纳入苏联的经济计划……新疆实际上已经几乎是苏联的殖民地。我并不认为收回新疆体现的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短视。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指出,蒋介石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这是他的“政治伎俩”吗?

  周锡瑞: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孙中山主张的理解分歧很大。共产党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国民党所理解的三民主义从来只是“民族、民权、民生”。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立志于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意识形态也以信奉孙中山遗教为基础。蒋介石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并将国民党和中国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而他到底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在玩“政治伎俩”,这是他内心的问题,很难探讨。我个人认为,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他也是孙中山的信徒。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

  腾讯文化:1943年,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周锡瑞:蒋介石和史迪威非常不和。史迪威很直爽,说话一点不客气,经常鲁莽无礼。他蔑视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蒋为“花生米”。而从蒋介石的日记中看,蒋介石特别讨厌史迪威。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军事策略也极为不满。史迪威主张进攻性的战术,让中国远征军身处险境,这令蒋介石非常愤怒。1943年是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白热化的一年,蒋介石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宋子文为此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奔走,最终争得罗斯福同意。

  但宋美龄对撤换史迪威的后果感到担忧。她联合姐姐宋蔼龄,帮助史迪威免于撤职。在宋美龄劝说下,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算是逃过一劫。这件事也反映出蒋介石的毛病:靠自己和亲信做决策。了解1943年的这些状况,能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了解他后来的败因。

  腾讯文化: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代表中国跻身“四强”,这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他的威望也空前高涨。但《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认为蒋在开罗会议的表现只能用“差劲”来形容,为什么?

  周锡瑞:当时国外的很多资料和回忆录显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表现就是比较差劲。他给人的印象是遇事举棋不定,反复无常。要知道,关于二战的战略磋商,在美英两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即使他们有分歧,也知道如何在会场上争辩,如何讨价还价,而且他们用的是母语。中国代表对此则完全陌生,蒋介石也没多少国际谈判经验,而且他的英语很糟糕。

  后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会面。他们将斯大林和蒋介石做了对比,认为斯大林是有头脑的战略家,特别能理解全球作战的战略,能敏锐察觉到同盟国各方在缅甸、太平洋、地中海及计划中的法国北部的战役之间存在着冲突;但蒋介石鼠目寸光,往往从狭隘的中国的立场提出要求,做不出全球化的战略计划。

  蒋介石的第一次峰会表明,他完全不能胜任这类谈判。

  腾讯文化:有人把蒋介石的这次失利归根于蒋夫人的翻译。假如宋子文参加开罗会议,担任谈判翻译,结果是否就不是这样?

  周锡瑞: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假如宋子文去,结果可能会好些。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聪慧过人,是比较优秀的政治家。之前在华盛顿,无论为中国争取援助,还是在史迪威与陈纳德的斗争中帮助后者,他都不辱使命。他也有国际经验,能理解英美的立场。

  但开罗会议主要是军事会议,探讨的是中方的缅甸作战方案,而中方的缅甸作战方案完全是由史迪威起草的。宋子文和蒋介石吵架就因为史迪威的撤换问题。假如宋子文去开罗,史迪威一定没法去。史迪威不去,缅甸作战方案更成问题。

  蒋介石过多关注中共问题而非全力抗日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宋美龄等在开罗参观
 

  腾讯文化:围绕开罗会议的重大议题——缅甸战役,中美英产生了巨大分歧。是否如宋子文所说,各方都想自己付出最小的代价?此种分歧对后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周锡瑞:出现这样的分歧很正常,因为任何一场谈判,谈判各方都希望自己付出的代价越小越好。问题在于各国首脑讨价还价的表现。

  对罗斯福来说,开罗会议的本意是让蒋介石获得他期待已久的公众支持,提升中国士气,但蒋介石却希望用会议游说美国向中国提供更多援助。开罗会议中,中美英三国花大量时间讨论缅甸战役计划,但蒋介石并不看重缅甸战役。这些分歧导致之后的史迪威再次被撤职风波,美援几乎断绝,中美联盟迅速降温。

  腾讯文化:据罗斯福儿子的回忆,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的会面,使罗斯福相信蒋介石并未将最好的军队用于抗日,而是用于在西北封锁中共。蒋介石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了怎样的结果?

  周锡瑞:在国内,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中共的强大。他一直试图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这也一直是他的战略。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从中看到了新希望,随即开始筹划用10个军的力量进攻陕北,击溃中共部队。但他最终改变主意,转而把中共割据问题视为地方对中央的违抗,宣称中共问题将会通过政治而非武力途径解决。与此同时,美国也觉察到,蒋介石过多地关注中共问题,而非全力抗日。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矛盾之一。

  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一直特别想见罗斯福。他认为美国不理解中共在中国国内的角色,想告诉罗斯福只有国民党真正在抗日,解决中共问题势在必行。蒋介石以为他可以说服罗斯福,结果并未成功。

  罗斯福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八路军的游击战也在抗日中发挥了作用。开罗会议后,美方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去延安调查,蒋介石被迫同意。结果这个调查团及外国记者对中共的印象普遍较好。

  腾讯文化:1943年,罗斯福极力扶植中国,希望中国将日本牵制在东方大陆战场,减轻太平洋战区压力,稳定亚洲秩序。开罗会议后,美国的战略却做出了调整,为什么?

  周锡瑞:罗斯福扶植中国的考虑是,不能够让日本成为亚洲的头号大国,中国战后也要在亚洲担任重要角色。

  开罗会议后,美国的战略调整主要是针对“一号作战”(注:日军1944年在中国战场发动的最大规模作战计划)及西南太平洋战区战事的发展所做出的。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计划后,中国战场形势不断恶化,盟军的东亚战略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在缅甸战场有进展,但美方对蒋介石逐渐失去了信心,并相信蒋介石只有不再与中共为敌,才能将军队用来抗日而非内战。

  更重要的一点是,开罗会议后,德黑兰会议召开。斯大林在会上表示,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作战。这样美方就不再需要依靠蒋介石,而是可以依靠苏联来打日本。
 

  “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富国强兵”
 

  腾讯文化:书中提及战时中国的另一个面相,即战时避难所“广州湾”成为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通道。在这里,走私行为远远盖过了爱国主义抵抗,地方精英和盗匪有着自己的生存策略。你如何看待这个群体?

  周锡瑞: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只讨论民族意识问题,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探讨。从书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到,战争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民众意味着什么。这种微观的地方研究,让我们得以看到战时中国的另一个面相。

  在广州湾,中央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官员、地方军阀和土匪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为了生存和利益,人们身不由己,尽管这样的生存策略可能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背道相驰。

  腾讯文化:蒋介石在1943年提出了宪政主张,他是在什么形势下提出这个主张的?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它发展成了一场宪政运动,但最后以失败收场,你认为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周锡瑞:这场立宪运动是由国民政府提出的。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六年,盟军在太平洋和欧洲战争取得了战略性胜利,美英两国取消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增加了军事援助,但是从中国国内来看,国军的战果甚微,并经常和共产党军队产生摩擦,大城市通货膨胀恶化,国民政府内部腐败严重,越来越多的西方报道批评国民政府。蒋介石提出立宪主张,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他决定不用军事力量,而改用政治谋略。

  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宪政,强调的是民主,例如对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的保护。而国民政府所谓的宪政,主要是以修正和讨论《五五宪草》(注:突出特点是强大的总统制)为目的,依然是集权的方式。知识分子对宪政运动的理解,和国民党大相径庭。

  在宪政运动早期,不少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到了中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政府失去耐心。到1944年末,广大知识分子要求迅速改革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联合政府,这意味着宪政运动失败的衰退。最终,宪政运动在“救国第一”的口号下失败。

  

周锡瑞: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

  1943年的重庆市中心
 

  腾讯文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你是否认同?

  周锡瑞: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重要的官员。但到了民国时期,“救国”成为了主要的政治课题,而救国的主力来自军队。

  回顾历史,清末的立宪运动以及整个民国时期的宪政运动,与西方的宪政运动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富国强兵,宪政在当时不见得是一个理想的路子。不过,我也得说,当时是当时,与当代不一样。

  腾讯文化:你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

  周锡瑞:我最近在研究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间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也就是中共在中国北方崛起的历史。这项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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