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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中国史难题":如何撰写自己的历史?

时间:2016-05-01 00:05来源:故事 作者:吴政纬 点击:
距今300年前的东亚世界,通用语言是中文(文言文),而不是邻国各自的母语。朝鲜即现在的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一直受中国的影响,韩国古代的文化和文字都是使用我国儒家思想和汉字,他们如何

  

  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则控制了过去

  ──George Orwell, 1984.

  着名的历史学家王明珂在他的新书《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徵分析》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让你来讲“臺湾的历史”,你会用甚么样的方式陈述?

  当然,答案可以很多元,端看“你”站在甚么样的角度。各位客倌,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与此有关,且稍稍有点严肃,还请大家坐稳了!待会机器一开,我们就会回到朝鲜国,访问几个朝鲜士人(古代知识份子的统称),甚至打开当时的谈话性节目(书信、文集),亲身体验朝鲜人怎么认识他们自己,怎么写他们自己的历史。

  故事从倒楣的崔溥先生上岸开始,话说那一年是明朝的弘治元年(1488,这一年好望角才被发现),崔小弟几经上天摧残,也算是苦尽甘来,受到明朝高规格的待遇,光荣护送返国。各位认真读者应该还没有忘记,崔溥虽然已经不被怀疑是一位“假扮成朝鲜人的倭寇”,但毕竟还是要等到北京,找几个朝鲜使节“验明正身”,事情才算了结。

  因此,崔先生一路上遇到的人,不免也是会稍微“怀疑”一下。时不时就问一下朝鲜的风土如何,朝鲜人吃啥、喝啥、穿啥,看来想要弄他的人还真不少。笔者总结了其中的问题,意外地发现,崔溥最常被逼迫回答“历史问题”。没错!就是考他朝鲜的历史啰 ~

  令人欣慰的是,崔小弟估计以前都有认真上课,全部都安全PASS!更夸张的是,他居然还修了“中国通史”!他沿途提及的中国历史人物超过了80人,对于部分的中国建筑、战争也展现了丰富的知识。没想到崔先生虽然是朝鲜人,却这么了解中国。那么,是否每个朝鲜人都像他一样吗?

  是的,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但距今300年前的东亚世界,通用语言是中文(文言文),而不是邻国各自的母语。也幸亏有这么特殊的文化现象,崔先生倚靠着自己识字的本钱,一路上与不少中国人笔谈,甚至留下了些诗文。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清朝,他们的文化是东亚各国分享的宝藏,各国的知识份子莫不以能写出好的汉诗为荣,熟悉中国历史自然也是“必修学分”啰!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必修学分”,在朝鲜国流行的儿童教科书《童蒙先习》(出版于1541年,明朝嘉靖二十年)裡,中国史的内容甚至被安排在朝鲜史之前,比重也是“中国史胜”的局面。也就是说,朝鲜人是先学中国史,再学朝鲜史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本童蒙教科书中,明朝被描写成一个美好的宗主国,而朝鲜与明朝的关係紧密相连。

  大明中天,圣继神承于千万年。……天命归于真主,大明太祖高皇帝赐改国号曰“朝鲜”,定鼎于汉阳。

  不过这种现象在1644年发生了一个剧烈的断裂,那一年满洲人从关外打进来,明朝灭亡。朝鲜塬本叫明朝老大,现在也只能琵琶别抱,加入新的社团:清朝。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体会那种感觉,但朝鲜的文化母国消失了,而他们的痛苦不亚于明朝人,带给朝鲜的是无限的哀痛。因此,朝鲜官方虽然在政治上效忠清朝,但背地裡却继续维持着对明朝的认同。

  所以朝鲜人在明朝灭亡后,仍继续使用明朝的年号“崇祯”。

  

朝鲜的“中国史难题”:他们如何撰写自己的历史?
 

  出自朝鲜士人宋时烈(1607-1689)
 

  他们继续使用的童蒙书也就丝毫不变,《童蒙先习》就这样一直用了100多年。即使清朝已经入主中国100年,朝鲜人学习的中国历史仍然停留在“明朝”,因为这深深地传达了他们的“认同”。与此同时,也凸显朝鲜社会对于“写清朝历史”仍没有共识。是啊,他们是如此热衷于明朝的历史,朝鲜士人、朝鲜官方都出品了不少“明朝历史书”。朝鲜读书人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总不能把“书写明朝历史”的权力交给清朝吧?于是,像朝鲜官员徐命膺(1716-1787)就说:

  “如果要写一本明朝历史的专书,不写就算了,但要写就一定是我们朝鲜人写。”(说者以为《皇明纲目》不作则已,作之则其必在于东土。)

  倘若我们在明朝灭亡后的100年,能够组一个旅行团去中国的东北观光,成员包括日本人、俄罗斯人、越南人、朝鲜人,他们沿途看着明朝遗迹,肯定有不同的感怀。唯独朝鲜人能够唱出朝代兴亡的悲歌,哀嘆中华文化的末路,毕竟清朝在他们眼中只是蛮夷而已。同时,朝鲜人比起其他人,也更能领略这些遗迹背后的历史。

  正是因为朝鲜人对明朝文化的眷恋不捨,造就了特殊的历史情境:他们在清朝的时空中追寻明朝的背影。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游历紫禁城时,他能清楚地指出瀛臺西边是“紫光阁”,而且说道明朝崇祯皇帝曾经与臣子在此讨论国家大事。事实上像徐浩修这样的朝鲜读书人太多了,稍稍访问几个朝鲜人在中国旅游的经验,他们总能面露热切地告诉你这裡是哪裡,即使这裡不是朝鲜。

  徐浩修的知识当然不是天生的,如果我们有机会逛一下朝鲜的书店,翻一下最新上架的书籍,就会觉得朝鲜人的反应“刚好而已”。例如《历代会灵》、《史要聚选》这些书,简单说就是今天的《一本就通中国史》,通篇讲的都是中国历史,而且下限必定止于“明朝”,不及“清朝”。毕竟如果这些书要写到“清朝历史”,势必得妥切地交代明朝如何灭亡、清朝如何取天下等敏感问题。一方面写这些问题“很敏感”,另一方面又“伤感情”,干嘛自找麻烦?

  

朝鲜的“中国史难题”:他们如何撰写自己的历史?
 

  朝鲜人编纂的《简明中国史》,落款的时间是崇祯纪元。
 

  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距离明朝灭亡已经59年,朝鲜士人李玄锡出版了一本书《明史纲目》,用今天的角度理解,这是一本《简明“明朝史”》,虽然这书共有二十五册。他在一开头的序言就说:

  “明朝啊!明朝啊!我始终无法忘怀的存在。”

  (明乎、明乎,终有所不忍忘焉者矣。)

  可以想见李玄锡解释明亡清兴的历史,跟康熙官方的版本大不相同吧。

  正因为朝鲜对明朝的认同,衍生出了不少“以明朝为中心”的文献,而这些文字塑造了朝鲜人对中国的认知。这种影响有多大?从小就这么认识、理解历史的朝鲜人,这些书对他们有影响吗?

  1669年(康熙八年),朝鲜使者闵鼎重(1628-1692)曾向一位清朝秀才探听“反清势力”的消息,他问说:

  “我听说明朝的永历皇帝投奔缅甸寻求政治庇护,后来被杀了,是真的吗?”(或云永历投缅甸国遇害,其太子为吴叁桂所执,亦不善终耶?)

  在闵鼎重出使中国124年后,1793年,李田秀(1759-?)向清朝士人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嘿!大哥,你知道明朝的永历皇帝最后怎么了吗?听说是在云南挂掉的?你知道详细的时间吗?”(永历皇帝不知究竟,或云后在安南云,然否?其亡果在何时?)

  李田秀的问题与闵鼎重根本就一样嘛!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就能发现事情并不单纯。毕竟李田秀出生的时间是1759年,这已经远距明朝灭亡115年,但他对于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下落仍是“不知所踪”。

  答案或许你已经想到了,因为他真的“不太清楚”。

  对于李田秀而言,他们接触、认识中国的方式并不是“到中国旅游”,也不是每个朝鲜读书人都有机会去中国健行,大部分的人藉由书籍来认识中国。当他捧起朝鲜时代的《一本就通中国史》时,他看到中国史的尾声会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是明朝的永历皇帝,而且他下落不知所踪唷!”

  

朝鲜的“中国史难题”:他们如何撰写自己的历史?
 

  《史要聚选》书影
 

  没错,在一个资讯隔绝的时代,人们受到书籍,尤其是教科书限制的影响越深,在那个没有网路、电视、电话的时代,书籍是唯一能够传达大量资讯的工具。朝鲜人既然没有机会出去认识世界,书籍上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存在。而教科书、童蒙书上书写的历史知识,理所当然成为每个人的“常识”。

  

韩国历史,韩国的汉字历程
 

  朝鲜人所绘《天下图》,展示了他们对于世界知识。
 

  当然,这样的状况不是每个人都满意的。毕竟当中国已经迈入清朝,朝鲜却仍停留在明朝的时光,世界并不会为了朝鲜而停滞不前。部分的朝鲜士人发现了这个特殊现象,他们开始疾唿:“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的历史”。

  这些朝鲜人尝试找回前人的历史,例如在壬辰倭乱(1592-1598)中丧生的朝鲜人,他们是过去不被朝鲜重视的人。因为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明朝军队一直被定位成拯救朝鲜的恩人,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军民则被遗忘了。正如朝鲜人李万运(1723-1797)说的:

  “朝鲜的读书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但却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却很陌生,这不就像是不知道自己祖父的年纪吗?”(学士文人脱略于名数之辨,粗识中朝[中国]年代,而于本国[朝鲜]则顾茫然不识,此何异不记祖父之年甲者耶?)

  1765年,在中国旅游的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的例子说明了这种历史性的“尴尬”与“特别”,洪大容的中国友人希望能够知道一些朝鲜历史,因此希望洪大容提供类似《一本就通朝鲜史》的书籍。令我们感到讶异的是,洪大容对此毫无概念,甚至觉得朝鲜并没有专门介绍朝鲜历史的书籍。在一封他写给清朝人的书信中,他是这么说的:

  “我朝鲜国崇信儒学,着述很多,但是读书人穷尽一辈子力气的,都是中国的文献;至于朝鲜自己的历史,大部分都不太谈,可以说是关心远的胜过近的。经你这么一问,我才发现这情况,有点讶异。”(东俗崇信儒学,着述多门,但士子没齿从事,惟矻矻于中华文献,而东史典故,多阙不讲,骛远忽近,殊为诧异。)

  

韩国历史,韩国的汉字历程
 

  18世纪朝鲜人所绘的“中国地图”
 

  李万运、洪大容的口气虽然不同,但同样强调一件事情:“朝鲜人不太了解甚至不关心朝鲜的历史。”用李万运的话来说,这根本就是“数典忘祖”。可想而知这位老先生会作出甚么样的事,他自己编了一本给儿童阅读的历史教科书,书名叫作《纪年儿览》。

  

韩国历史,韩国的汉字历程
 

  李万运的《纪年儿览》书影,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这本他自己编纂的教科书裡,他改变了百年前《童蒙先习》的教学顺序,他将“朝鲜史”排在“中国史”之前。事实上,他甚至不用“中国史”来称唿“中国史”,他用的名词是“外国史”。

  至于悬而未决的“清朝”也写进《纪年儿览》裡头,我想对于李万运的后代来说,此时此刻,“明朝历史”的意义将会越来越不一样。明朝后面有一个清朝,他们的皇帝叫作甚么?他们作了甚么?变成基本要学习的知识了。即使看起来有点平淡无奇,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一个塬本就存在、但不被承认的东西,尝试成为“常识”。

  

  

  例如称当时的乾隆皇帝为“奉天承运皇帝”
 

  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开始有一些朝鲜人反省过去不太关心朝鲜历史,例如“壬辰倭乱”时日本出兵朝鲜,不少朝鲜人为此殉国,但好像没有太多人为他们写书,留下纪念。

  于是在战争后169年,严璹(1716-1786)自行编纂了一本纪念文集,他自己非常讶异在此之前,居然没有书籍专门纪念这些人。(一百六十有余年,曾无一部记籍可考故实。)因此,他申明在这本书裡头,只记载那些为朝鲜付出生命的本国人。在他生处的时代,朝鲜人仍热衷于写明朝的历史。在他生处的时代,明朝、清朝仍是朝鲜士人不可忽视的选择题。这听起来很奇怪,但真实存在。

  如果我们把这个选择题丢给现在的韩国人,答案更是明确。读者有机会不妨走一遭着名的观光景点“光化门广场”。光化门广场最有名的可能是他就在“景福宫”前面,因此要避开它很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政府别出心裁地规划光化门广场,藉建筑空间诉说韩国的历史与文化。例如光化门广场的周围铺砌一块块的磁砖,由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笔直地向前延伸,直至李舜臣将军像为止。换言之,当代韩国的文化正统,绍述朝鲜王朝之始,因此砖头上铭刻着从1392年以降,直至“现在”的一块块石板,不啻一部韩国编年史。

  值得追问的是,在五百多个的砖石上,韩国人着眼于哪些“过去”,成为他们的历史?倘若由18世纪朝鲜人处理这项浩繁的工程,则前面提到的“壬辰倭乱”、“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必定是共所认知的重大事件。然而,今日光化门广场的重点已与叁百年前大异其趣,砖片上的铭刻既无隻字片语与“明朝”有关,更遑论“明亡”的记载。更重要的是,李舜臣将军博物馆播映的“壬辰倭乱”影片中,“明军”从头到尾不曾出现,因为倭乱是朝鲜人凭一己之力平定的,明朝万历皇帝的恩德与明朝灭亡自然无足道矣。

  我们看到的“现在”,其实是很久以前开始的。

  2015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尝试站在离李万运、洪大容、李玄锡、严璹等朝鲜人远一点点,试着揣摩、体会他们的时代,应该可以这么说:朝鲜慢慢改变,他们在“中国选择题”中作出了抉择,人数虽然不多,同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且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竞争、比较的,但共识需要社会耐心的等候。事实上,当社会上出现多元的声音,已经是巨大的改变。历史就这么发生了,朝鲜作出了选择,他们离开了眷恋明朝的道路,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裡面,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世界。

  本文主要改写自笔者硕士论文《眷眷明朝》(出版中)的一个小节。必须申明的是,为了将这段历史写成故事,相较于塬本论文的分析,作了适当的简化,因此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勾勒。此外,细心的读者应当会发现,前述主张“关心朝鲜历史”的朝鲜人,大都活跃于18世纪中叶,而那时距离明朝灭亡(1644)已超过百年。朝鲜内部经过不同世代的沉淀,开始有了新的尝试。最后,相关的学术研究非常丰富,如果你/妳对这段历史感到兴趣,对本文过于简略的介绍感到不足,请参阅下述几种研究:

  1. 葛兆光,《想像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尤其是第二章〈时代背景: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像〉。

  2.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 夫马进,《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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